来源：《财新周刊》     作者：吴敬琏     

　　在过去70年，我们国家始终是在艰辛探索和应对挑战的努力中度过的。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体制，曾使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和难以克服的困难。只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才使我们取得了今日的成就。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1]

　　同时，也只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砥砺前行，才能应对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再上层楼，实现中国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梦想。

　　“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部署取得了巨大成功

　　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就确立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分两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第一步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第二步再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就是允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的混合经济[2]。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宣布了这一方针[3]。在具体的过渡时间上，基本的想法是"先搞10年、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4]。

　　虽然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共中央仍然坚持了原来的方针，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明确规定为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刘少奇在阐释这一战略部署时指出，十年经济建设时期，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基本上没有变化，五种经济成分都要发展，基本关系不能有大的变化。十年过后，工业、农业大发展了，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加强了，我们才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5]

　　在1950年-1952年期间，虽然中国的战争负担沉重，具体工作也不免存在偏差，但是，由于坚持执行“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部署，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都得到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三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由466亿元增至827.2亿元，年均增长21.1%;国民收入总额从358亿元增至589亿元，年均增长19.3%;人均国民收入由66元增至102元，年均增长15.6%;[6]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普遍改善。经历多年战乱、灾祸纵横的中国，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使社会各界人民欢欣鼓舞，充满信心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对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充满期待。

　　完成“三大改造”及随后的曲折

　　巨大的成就往往容易使人们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滋长虚夸冒进的思想。“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战略部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来的战略部署很快就被“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所取代。

　　1952年底到1953年初，朝鲜战争可望结束、土地革命基本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就开始酝酿了。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10月，毛泽东在与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时，点明总路线的要旨在于“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扩大国有制，将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8]。1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写作的纲领性文件《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就明确“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9]。

　　1955年，毛泽东提出加快农业合作化，这样，合作化在1956年就实现了。合作化运动使个体农民消失，也使私人工商业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执委会成员座谈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上，号召工商业者“准备共产”，即实现国有化[10]。这样，工商业资本家纷纷提岀申请，要求国家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形式对自己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之后的企业转归国家支配，原来的企业主只是在收取固定股息的形式上表现出拥有一定的股权。在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下，原来预计用三个五年计划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的过渡任务，只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几乎消灭了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使以国有制和准国有的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惟一基础，苏式集中计划经济制度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在这种体制下，原来还有某些经营自主权的国营企业完全变成上级行政管理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供、产、销全都由上级主管机关决定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主动性和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在当时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的讨论中，许多经济工作领导人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对这样的经济体制都啧有烦言。

　　1956年，苏联体制的严重问题在斯大林去世后被揭露出来，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集中计划体制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于是，党政领导决定对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加以改革。但是，对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应当向哪个方向改革和实施哪些调整，出现了多种意见。

　　具有广泛影响的观点，是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某些市场的因素，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经济工作主要领导人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对僵硬的集中计划经济进行调整，形成一种“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格局[11]。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则在1956年以《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从总产值谈起》[12]两篇论文为开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系，认为国家应当只掌握投资于扩大再生产的“大权”，而在简单再生产范围内做出产品品种规格等决定的“小权”则应交给由企业自行掌握[13]。对问题看得最深刻的是中国重要的理论家顾准。他在1956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14]。

　　在20世纪50年代，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起指导作用的是毛泽东的意见。他在1956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提岀，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15］,因而改革的根本措施就是，力求在保持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总框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下放权力,以调动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形成了分权型计划经济制。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修改了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不仅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看作“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还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义”的总路线。会议调整了 “二五”计划的指标，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由五年增长35%提高到2.7倍以上，对钢产量的要求由1962年达到1060万吨到1200万吨提高到8000万吨。这样，在“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础上，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这立即引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大干快上，高指标、瞎指挥、虚报、浮夸和“共产风”盛行，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只是一堆邀功的虚夸数字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命损失。

　　1960年秋季，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三年的调整，经济才逐渐稳定下来。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促使改革观念的形成

　　然而，正在人们为经济秩序恢复感到欣慰之际，新一波的极"左”浪潮又汹涌而至，这就是从1966年开始、延续了整整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经济上，“文革”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16]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380.56斤，比1966年379.14斤仅多1.42斤（比此前最高的1956年的408.58斤减少28.02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3.19斤，低于1966年的3.52斤（比此前最高的1956年的5.13斤减少1.94斤）。各种布的人均消费1976年为23.55尺，比1966年的19.89尺略高一点（但比以前最高的1959年的29.17尺减少5.62尺）。

　　科技和教育事业岀现严重倒退，由于学校长时间停课和科研机构被大量裁撤，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出现了长期空白，科学技术停滞不前。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为2.3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17]。

　　1976年爆发的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总体上还停留在感性层面上，在那以后，思考和讨论就逐步向体制和路线方针深入。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派岀了大批领导干部赴国外考察。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同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令人惊异的差距，这使他们认识到，20年的停滞不前使中国大大地落后了。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18］才解除了 “两个凡是”［19］的思想束缚，有识之士逐渐找到了问题的体制性根源。

　　为了挽救危亡，必须对僵化的体制实施改革，这在领导层中形成了共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978年7月-8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20]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20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21]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做岀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一场广泛深刻的改革大幕就此拉开。

　　在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其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为改革进程制定了总体方案和时间表。其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22]

　　80年代对改革目标的探索

　　“文革”结束后，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界对比当时中外发展经验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缺乏活力的症结在于排斥市场的作用，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的最重要内容，是要求“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领导人也先后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23]。不过，在当时，一方面由于多数人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理和运作机制还缺乏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和用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的旧观念还牢固地存在，对中国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引入市场制度、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等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一种得到经济学家广泛支持的观点，是从计划经济直接向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转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薛暮桥，在他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24]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直接过渡到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稳妥的改革方式，中国应当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所谓〃间接的行政控制〃模式，不是完全废除指令性计划，而只是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行为。虽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推行改革的经验已经表明，采用间接的行政控制模式作为过渡，就有诱发更多的行政干预并使之成为”标准的调节形式〃的危险。但是，后一种改革方式还是更为一些领导人所中意,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成为改革的主流。正是从这种思路出发，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1978年10月从四川省6家国有工厂开始试点，1980年扩大到66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的70%。

　　“扩权”在开始的几个月内显著地提高了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快表现出来。在新体制下，有了某些自主权的企业，既不受产权约束，又不受市场竞争约束。因而，增产增收“积极性”的发挥，往往并不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收益的增加，却由此造成了货币大量增发和总需求失控，财政出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赤字，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

　　许多人把当时国民经济岀现不稳定状况的原因，归于“没有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和“过度突出了市场调节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作用”，由此提出加强计划管理的要求。于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强调“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改革的重点就从市场取向转变到完善和强化计划方面去了。

　　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扭转了强调计划作用的趋势，重新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做了原则性的认定。

　　为了落实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通过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三方面互相联系的改革”，“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的要求。这意味着，党代表会议对直接向“有宏观调节的市场协调模式”转变的肯定。根据上述“‘七五’三条”的要求，1986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从价格、税收、财政三个方面开展配套改革的方案。

　　但是，这一方案并没有实施，到1986年底，改革又回到了维持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双轨并存、用间接的行政手段调节企业行为的老做法，并在1987年和1988年实行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和“信贷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从而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腐败、通货膨胀等问题愈演愈烈，最后以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告终。由于社会动荡和改革退潮，中国经济在1989年到1991年间岀现了三年的衰退。

　　90年代的政体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在各界人士坚持改革、反对倒退强烈呼声的支持下，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期间视察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城市，直接面对干部和群众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讲话。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25]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得到广大干部和民众的热烈响应，迅速掀起了要求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热潮。在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共十四大作出决定，明确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6]。根据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方针，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作岀了总体规划和重点项目的方案设计。这套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包含了两方面突出的内容：第一，放弃了过去习以为常的“整体渐进、阶段突破”，每个阶段只选择一两个“突破口”进行局部改革的做法，采取转向“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新的改革战略，要求在财政税收体系、银行体系、外汇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企业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实施系统性的改革，以期通过重点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全局，“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

　　第二，把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聚焦到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上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岀，“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酉己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市场是通过反映市场供求的价格信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因此，实行价格改革就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一项核心任务。由于商品市场的价格已经在1992年前后基本放开，其他方面的改革还亟需加强，《决定》指出：“当前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进改革。1996年以后，又与"九五”(1996-2000)计划“实现两个根本转变” [27]结合推进。其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又在过去很少涉及的改善所有制结构问题上作岀了重大决定。首先，它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至少需要10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然后，它要求按照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把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作为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根据十五大决定进行的改革，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基础。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中共十五大还提岀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改革要求。

　　正是依靠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期间推行的多方面改革，有关方面的体制建设大体上达到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凭借由此释放出来的亿万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巨大的动能一直持续到21世纪，使中国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

　　中国的改革事业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新体制的伟业并没有大功告成。由于一些重要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计划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遗产还在一些领域严重存在，便在事实上形成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制度格局。这种过渡性的体制的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政府和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从而造成了一系列消极的经济社会后果。双重体制并存造成了庞大的寻租基础，使腐败以制度化的方式迅速蔓延。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种种弊端也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并且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吊诡的是，这些本来是由市场化、法治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弊端，反过来都成为极"左”思潮反对改革的口实。于是，改革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出现了新的曲折。一些人极力主张强化国家对市场的掌控和国有部门的控制力量，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深化改革，克服妨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设更加成熟完善的法治化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强化从旧体制继承下来的遗产，回归统制经济的老路，就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面对这种情况，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拒绝开历史的倒车，坚定不移地重启改革。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不负众望，做岀了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决定。

　　紧接着，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比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加全面、丰满、准确。其要求进行的改革并不局限于有关经济发展的领域，而且扩及其他领域。《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问题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正面回答了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还是由政府"驾驭”和管控市场这个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实质上是中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灵魂和纲领，也是新一轮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检验标尺。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另一重要内容，是指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这个论断不但重申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市场体系的要求，而且切中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条块分割”、参与主体差别待遇、行政干预过多、妨碍破坏竞争的垄断行为所在多有、经济活动未能建立在规则和法治基础之上等时弊，为全面深化改革所要达成的体制目标指明了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做岀了许多决定，颁发了大量文件，对各方面的改革提出具体要求。例如，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作出进一步的阐明。又如，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2016年1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等设计得都很不错，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重要改革措施。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末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宣布，各方面已经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28]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就是加强执行力，克服困难和障碍，把正确的方针、好的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落实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过正确的决议和设计出可行的实施方案只是实现改革大业的第一步。因为这并不意味着今后一切就会毫无阻力和障碍地凯歌前进了。恰恰相反，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推进，必然遇到来自旧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等方面的种种阻力和障碍。而且，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广泛的、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多门类专业知识的支持，因而改革还会面临理论准备不足和专业水平不高所造成的困扰。

　　现在看来，在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确实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回望历史，70年来中国的改革经历过多次曲折：在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时，由于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赢得大众的欢呼雀跃；但有时改革也会囿于旧有的观念和口号出现摇摆甚至倒退，或者还停留在文件的纸面上而使改革在原地踏步，甚至走了弯路却茫然不觉。所幸的是，由于坚持了改革的大方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过每一次曲折，改革和发展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沿着市场化、法治化的道路前进，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等历次中央决议谋划的改革落到实处，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迎来光明的未来。

　　总之，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2018):《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2]毛泽东(1940):《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岀版社，1991年，第662-771页。
　　[3]毛泽东(1945):《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5-1087页。
　　[4]转引自薄一波(199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泽东补充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参见刘少奇(1948):《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页)
　　[5]刘少奇(1951):《〃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春耦斋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8-185、197-222页。
　　[6]国家统计局：《1949—1979年经济统计资料选刊》，载《中国经济年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1年，第VI-4页。
　　[7]毛泽东(1953):《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8] 毛泽东(1953):《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8-301页。
　　[9]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一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见《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1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1 - 374页。
　　[10]毛泽东(1955):《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已的命运》《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岀版社，1999年，第488・503页。
　　[11]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格局，又称"三为主、三为辅"体制的基本内容是：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为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见陈云[195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载《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岀版社，1995年，第350页)
　　[12]见《孙冶方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146页。
　　[13]孙冶方(1961):《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题》，见《孙冶方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岀版社，1984年，第367页。
　　[14]顾准(1956):《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律》，见《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岀版社，1994年，第32页。
　　[15] 毛泽东(1956):《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2-276页。
　　[16]邓小平(1978):《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页。同见叶剑英(1979):《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叶剑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5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68-969页
　　[18]在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支持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以此为开端，掀起了一场思"左"路线解放思想的大辩论。
　　[19]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重要社论，正式提出和阐释"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即"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与此同时，社论在中央领导人汪东兴的指示下，提出了 “两个凡是“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因此，“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虽然这种提法受到党内外的质疑，“两个凡是”还是作为中央的方针得到肯定。
　　[20] 李先念(1978):《在国务院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载《李先念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4・336页。李先念的这篇讲话，为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认。
　　[21]邓小平(1987):《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岀版社，1993年,第265页。
　　[22]习近平(2019),《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对标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见《人民日报》，2019年1月24日。
　　[23]参见邓小平(1979):《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236页；陈云(1979):《计划与市场问题》，载《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245页。
　　[24]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岀版社，2006年,第275页。
　　[25]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72页。
　　[26] 中共十四大不但宣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改革的目标，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经济学的界定，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江泽民[199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一1992年10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7] 即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把"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规定为“九五”期间经济工作的"主线”。
　　[28] 习近平(2018):《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视频说明：2018年11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其新书《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要抽象地肯定改革开放的方向，还要吸取历史教训；当前中国经济需解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过去40年中找到根源。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19年第39期，原题为：封面文章|铭记历史共创未来一 中国经济的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