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长期发展：科学认知与路径选择

贾康  刘薇  吴昺兵

来源：《应用经济学评论》2022年第二卷第三期，2022年11月26日

 

    内容提要：民营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贡献税收、增加就业、改善福利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其自身发展也受到一些错误言论的干扰。本文从客观事实与实际数据出发，论证了民营经济对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并回归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论述，从民营经济作为“自己人”属性的认知出发辩驳了相关错误言论。在我国已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民营经济的长期存在及其和国有经济的“共存、共赢、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完善和升华，是历史必然趋势。因此，应回归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原理，对民营经济作科学认知，在长期战略视野中深刻理解民营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重要发展路径，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

 

    关键词：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生产资料；混合所有制

 

    作者：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薇，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昺兵，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6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民营经济发展走过了曲折的路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数量规模、经济贡献率、科技创新力、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社会效益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成就，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与新增就业（即“56789”之说），体现着现阶段我国民营经济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研究总结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研究民营经济的发展趋势，对深刻认识和正确引导与支持民营经济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国内到国际的发展过程，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广大群众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民营企业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贡献者

 

    中国经济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与民营经济密不可分，民营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参与力量。近年来民营经济“56789”的特征越来越鲜明，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民营企业也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无论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还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国资国企改革、打赢“三大攻坚战”、保障民生，特别是发展高科技数字经济平台公司，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贡献。

 

 

    从投资规模上看，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最大投资主体。198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比为81.9％，集体经济占比为5.0％，个体经济占比为13.1％。

 

    经过40年的发展，尤其是2018年以来，随着放开市场准入、减税降费、推动产权保护等多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政策的逐步落实，民间投资增速回升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全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27.35万亿元，同比增长8.7％；2019年全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28.64万亿元，已占同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约56.8％。

 

 

    从外贸贡献度上来看，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民营企业的对外贸易额仅占全国的6.6％。“十一五”期间，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主体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力量。2010年全球经济恢复中，中国的民营经济对外贸易实现了近50％的速度增长。2019年1-12月，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3.48万亿元，增长11.4％，占中国进出口总值42.71％，比2018年提升3.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8.9万亿元，增长13.1％，占出口总值51.63％，比重提升3.7个百分点，继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进口4.58万亿元，增长8.4％。2019年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资企业成为最大的外贸主体，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过50％，成为近些年中国外贸发展的一大亮点。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离不开就业的实现与收入的增加。从就业方面来看，1978年城镇就业人数为9514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分别为7451万人和2048万人，而个体经济仅有15万人，占比0.16％。2018年城镇就业人数43 419万人，其中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占比从1978年的0.2％提高到83.6％（见图1）。民营经济满足了中国80％以上的劳动就业及近年90％以上的新增就业需求，直接支持了民众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使人民群众直观感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民营经济从最基本的方面保证了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劳有所得”和“吃饱穿暖”的生活标准，已成为中国就业水平的立体型重要支柱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是衡量国家和地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政府的履职运转、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和保障民生的需求，都离不开税收的支持，社会发展中环境保护与环境质量提升，同样离不开税收的支持。1985年，全国工商税收中，全民所有制占比为71.7％，集体所有制占比为24.1％，个体经济仅占3.0％；进入21世纪以来，民营企业税收增速高于全国税收的平均增速，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也呈逐年上升趋势。2013年，民营企业在全国税收收入中占比首次超过50％，成为政府税收和国家财力的最大贡献者。2020年1-5月，在疫情严重冲击影响之下，民营企业税收占比仍达57.7％，国有企业占比为26.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比为15.9％（见图2）。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民营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创新力量。

 

 

    质量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义，核心是通过存量产业调整和新型产业培育，不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从企业数量上看，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1978年，全国个体工商户只有15万户，没有私营企业；2017年，个体工商户增长至6579.37万户，私营企业增长至2726.28万户。截至2019年底，全国企业法人数为2109.13万个，其中，国有企业法人数为7.45万个，占比为0.3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法人数为25.11万个，占比为1.19％，私人企业法人占比约89.71％。2019年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公布的全国市场主体数量是1.11亿户，其中企业为3500万户，不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的生产主体，民营经济都占据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不仅在轻纺、食品、电子、机械等普通制造业及制成品行业占绝对优势，在重大装备、高技术等高端制造及制成品行业也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中已有22家上榜（见表1）。

    2．民营经济是推动效率变革的积极力量

 

    提升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其核心是实现要素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机制是促进竞争和发挥企业家精神。民营企业大多是从市场竞争的“摸爬滚打”中诞生、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在生产经营效率与企业治理监督方面具有优势，民营企业家大多具有敢于创新、勇于担当和积极任事的职业精神。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产权明晰、激励约束有效，通过市场价格竞争机制创造价值，在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硬约束下创新创业，是提升中国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效率进一步提升的催化力量。从近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来看，私营工业企业的效率远高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技术创新和信息时代数字化“新经济”的成长，是中国寻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核心力量，以动力变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就是经济发展要更多依靠法治化环境中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盈利模式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来实现。民营企业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2000-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由2.62万、0.80万和1.53万件快速上升至81.70万、32.06万和93.40万件。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专利申请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约33.06％，发明专利申请数占比为26.34％，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为24.82％。在数字化经济创新发展的激烈竞争中，中国已有一批民营企业扛过严峻考验的“烧钱”阶段，脱颖而出成为有全局影响力的新经济“头部企业”，若干家电商平台引领潮流的表现令全球瞩目。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生力军，据2019年民营企业500强调查，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超过3％的企业有328家，6家企业的研发强度超过10％，69家超过3％，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年度研发投入达1015.09亿元，位居第一。

 

 

    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党和国家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而相得益彰的关系。政府管理部门不断创新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不断优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由此也推动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推动中国

 

    在配套改革中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构建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市场体系，放开市场准入，完善相关财税制度，推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建设民营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体系等，得到了广大民营企业的积极呼应和行动配合。2017年，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引领下，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明显增强，民营资本在高新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资快速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增长29.8％，卫生和社会工作民间投资增长25.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多个领域增长均超过20％。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显示，相比较2014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20.77％。第二产业占比虽然下降7.42％，但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大幅上升，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在推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上，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截至2012年底，由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起的光彩事业先后参与老少边穷和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开发、三峡库区移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战略行动，实施光彩事业项目37 727个，到位资金5035.75亿元，培训人员784.39万人，安排就业993.18万人，帮助带动1880.48万人脱贫，各类公益捐赠总额达到1712.79亿元。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积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需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大背景下民营经济可望迎来促进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中国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经营高效等特点，拥有巨大的创新动力。民营企业在制度创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不断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将进一步投身新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技术、金融科技、绿色低碳、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领域，不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力求攻克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难关，取得创新发展上的显著成效，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作为重要的企业群体，在化解各类结构不协调矛盾之中将成为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受隐形投资门槛限制，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低中端，产业层次较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近些年一批民企电商巨头的异军突起，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逐步拓展，在现有产业结构基础上进行升级优化的趋势明显。在推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上，民营企业也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助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生态文明思想导向下，民营企业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加快生产设备升级换代、提高环保节能效率、调整自身能源使用结构、提高清洁能源占比、调整产业结构、淘汰高污染落后产能等方式，贯彻落实国家绿色环保战略，实施清洁生产，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在落实国家环保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推动绿色发展的生力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未来民营企业将更加注重自身绿色环保生产、减少环境负外部性，致力于水土流失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土绿化、沙漠治理等生态保护治理与修复活动。

 

 

    随着自身实力的提升，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发挥经营机制灵活、适应环境能力强的优势，主动走出国门，实施“走出去”战略，到更开阔的国际市场上去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生力军。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积极参与对外开放的过程。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将继续积极加强对外投资，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大机遇和发展空间，围绕总体布局，聚焦主业和实体经济，抓住重点，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工业园区和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核心技术研发支撑等优先项目上开展合作。

 

 

    在经济社会基本面上，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创造绝大部分就业机会，助力改善民生，是民营企业推进共享发展的主要渠道和首要贡献，也是推动中国“人口负担”向升级发展“人口红利”转变的国之法宝。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许多民营企业家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争当履行社会责任的引领者，结合创新发展而凸显民营企业的社会价值，既注重公益慈善的“输血”功能，也重视产业扶贫的“造血工程”，为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贡献重要力量，是走向共同富裕社会的积极构建者。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