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于2015年11月12日下午在浙江大学做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抉择”的讲演，以下是讲演的摘要。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抉择”。这个问题很复杂，内容很丰富。我的任务是把现在各界考虑的问题做一个梳理，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考前景的思路，指出问题的症结，供大家讨论。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三期叠加”
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30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面对着很重要的机会，这个情况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我们面前又有很严峻的挑战。最近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种状况做了总结：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一概括非常全面、准确和深刻。
我们面临哪些矛盾叠加？，哪些风险隐患增多？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和挑战可以用前年中央所提出的几句话来说明；这个话就是“三期叠加”。
第一期叫做“经济增长换挡期”，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减速这是第一个矛盾和挑战。我们过去很多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个期叫“结构调整的阵痛期”。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的时候就提出我们的产业结构有问题，需要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十年以后这个结构没有优化，所以到了制定“十一五”的时候，就提出了叫做“经济结构内外失衡”。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过高，消费过低。对外经济的主要表现就是外汇存底、结余大幅度的增加。这个增加不但引起了与国外的贸易冲突，而且在国内因要抑制人民币汇率上升，央行大量介入购入外汇，结果外汇占款大量的增加，造成了货币超发。最后的结果就是生成泡沫，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爆破了，一爆破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结构不好，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实现结构优化，但是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
第三个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们一直用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2008年底到2009年，用强刺激的政策扩需求保增长，四万亿、十万亿的贷款发出去了。增长率保住了，但是负作用很大。最突出的表现是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迅速提高，这两年已迅速越过警戒线，某些企业和地方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个别老板跑路不要紧，但这有连锁的反应，有可能会发生系统性的危险。所以刺激政策所积累起来的负面结果必须消化掉。日本1986年的刺激政策造成资金链的断裂的后遗症至今还存在影响，所以说要赶快消化。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隐患，各种挑战。
二、对策选择
增速下降大家都比较容易直观的感觉到，所以最近几年来，不管是经济界、企业界、政界，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在讨论怎么办？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提各种各样不同的对策，也许有几百种、几千种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我把它提炼一下，基本上是两种。两个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政策，这就是对策的选择。
对策选择（一）——根据需求侧分析提出的对策
有两种对策选择。第一种对策，根据这两年的讨论可以把它概括为从“需求侧因素”进行分析。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做了很好的包括。宏观经济分析不外从两个侧面，即从需求分析或者从供给分析。我们这里最流行的是从需求测分析，从推动需求的各种因素去分析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根源。“三驾马车”是2009年流行起来的，后来变成一个主流。这种分析认为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没有力气了，经济结构的车拉不动了，问题就出在“三驾马车”，解决的方法就是想办法把这个“三驾马车”让它有力气。
2009年我在当时的财经杂志高峰会议上主持一个讨论，题目就是“三驾马车”拉不动了怎么办？ 当时，从高官一直到传媒，一谈就是“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这种分析法显然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
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就是需求不足。总需求则是由消费、投资、进出口、财政赤字所构成。由此得出的对策，就是靠增加投资，提高增长速度。这种分析框架存在理论误区，有一些经济学家是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我比他们保守，我并不完全否定它。我认为从短期考虑这是对的，洪水来了虽然它早晚要退，但如果你不去筑堤封口的话，那它是退得很慢的。所以在短期内用凯恩斯主义应对经济衰退是有用的，但是把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就没有用了。从长期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处方不能用。
我们过去一直用需求拉动增长，特别是2009年的强刺激，反复的强刺激结果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上公认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 从2009年以来我国的增长率变化看，2009年的强刺激投入四万亿的贷款，2009、2010、2011年每年的贷款都是几万亿，之后有三个季度增长速度超过了10%。但是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就开始下降了。以后又有多次刺激政策，2012年就是新一轮的刺激政策，之后你看增长速度虽上去了，但并没有达到8%，而且上去了两个月它又下来了。后来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刺激，一直到今年。今年第三季度也再开始刺激，刺激的强度并不比2009年低，但是效果却越来越差。去年那一次刺激只上去了0.1%，但马上又下来了，今年就根本就不上去了。
强刺激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债务积累。投资刺激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你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投的就是票子了。票子哪里来？借债。国民负债表是三个部分：居民负债表、企业负债表和各级政府的负债表。中国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比其他的国家低，但是政府的各级资产负债表就比较高，特别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最不好。它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负债率，负债对资产或者说对净资产的比例，另外一个用得更多的是杠杆率。原来中国总的负债率是不高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债务增加了。有债务不一定是坏事，你可以用一些办法或者资源来增加投入，只要这个债务不是太高，并不是坏事。可是到了2009年以后就开始上升了。2012年的时候有好几个单位做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我认为应该叫国民资产负债表。三个单位做出的负债表大体上差不多，中国社科院的负债表中反映的负债率低一点，中国银行和复旦大学的要高一点，都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这三个单位都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国的负债率虽然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增长过快。到了今年，主要是社科院还在做这个资产负债表，也有国外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在做，他们认为中国的负债率已经超出了警戒线。一般认为，总的杠杆率到200以上就要注意了。因为各家有很大的差别，从国外的咨询机构做的研究看，我国从2000年到2007年的负债率虽然有上升，但速度不是很快，但到了去年就增长快了，总的杠杆率已达到283%，这是很高的负债率。就是说由于它的存在有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系统性的风险一定要规避，这个东西如果爆发的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恢复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出现系统性风险是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出现的，尽管它经历了20、30年，对生活问题影响不大。而我们现在还在一个中等收入水平，所以一定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可见，由于过量的投资会导致杠杆率不断提高、债务积累，这都使我们不能把增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它已经造成的后果来看，采用这种办法是不现实的，风险太大了。
对策选择（二）——根据“供给侧因素”提出的对策
另外一种方法叫“供给侧因素”的分析。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从供给侧的分析寻找对策。供给侧分析认为经济衰退不是需求薄弱，而是因为驱动力量，或动力不足。这个分析框架就是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认为推动供给的基本上是三个因素，即：
我们从这个公式的后面讲起，第一个因素是劳动L，第二个因素是资本K，第三个是索洛余值A。第一个是劳动力，第二个是投资，第三个是A的提高。过去我们分析生产供给的推动因素的时候，常说两项：一个是劳动，一个是资本。新增劳动力和投资是增长的两个来源，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都是这样分析的。经济学上有个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把投资作为人均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认为储蓄率和投资越高，增长率越高，这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的核心。世界银行分析问题首先就是使用这样的分析框架，一直都是说要想办法增加储蓄率，增加外援，世界银行的任务就是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以提高他们的增长率。但是这个理论分析本身包含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存在投资回报递减规律。你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就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逻辑是贯彻不下去的，为了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都去投资了，就要不吃饭了。如果投资率到了100%以后就没有办法了。1956年，后来的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写了一篇论文，对这个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他用了美国二十世纪前49年的数据，做了一个回归，发现增长率并未下降，投资率并未提高。于是他就有一个假设，说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A，这是劳动和投资都不能解释的一个余数，叫做索洛余量，也就是技术进步。这种分析对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对索洛余值的内容，Solow、Kuznets 和Schutz有不同的界定。索洛余值的“技术”概念很宽泛，是指所有的生产方法的改进。另外一位经济发展学的学者说，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技术运用。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技术都是从经验来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电的应用等，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革命，它的广度和深度就提高了。比如说过去的蒸汽机设备大部分是从经验来的，瓦特这个人还是有点科学爱好的追求的。但是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我这个电脑怎么可以通过经验积累起来了呢？什么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都不可能是经验的积累。还有一位是林毅夫教授的老师舒尔茨教授，他说这是人力资本的贡献；所谓人力资本就是人的知识和技能。照他的说法，你要增加推动增长的动力，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物质资本的投资有很大的区别。物质资本投资是回报递减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回报递增的。索洛余量是什么？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是一个常常用到的统计上的概念，叫TFP。用另外一个话来说，就叫效率提高。所以不管用哪种解释，他们说的内容是一样的。用我们现在在实际工作中，政治文件中用的话来说，就是1995年以来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结论是：我们只能依靠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增加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A(提高TFP),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关键在于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提高效益。到今年已整整20年的时间，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索洛余量A。这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当时的国家计委提出来的，后来到中央文件里面变成了两个根本转变。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我们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所提出来的。转变增长方式是苏联在60年代末期总结他们追赶美国，赶超美国没有取得成功的教训得出来的。当时他们说苏联的增长率虽然高于美国，但是增长方式有问题。苏联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垮台，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放在重要的地位。但是根据苏联经济学家的研究，直到1991年崩溃，它的效率并没有提高。1995年，由于我们认识到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所以就提出了第二个根本转变，而且指出第二个根本转变是体制的转变，它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九五”期间正好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那个《决定》推进了以后的改革进程。
“十五”就逆转了，这是从一个好事开始的。“十五”一上来有一个大好事，就是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工业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我们城市化过程所依据的体制使得城市化增长的方式恶化。城市化是好事，因为人的聚集产会生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新制度的基础。人的聚集，相互的碰撞能够产生许多新的东西。新增长模式的创造者曾在我们制定“十一五”时到中国来讲学，中国政府请他们来做预研究，他归结为一点，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的水平太低，要加快城市化。为什么要加快？城市化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够增长Idea的生产。但是城市化也有负面的影响：第一是生活费用的成本提高，第二是交通拥堵，第三个是污染增加。
在各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有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是从“市”来的。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它会有一个自发的权衡利弊的过程，尽量得到城市化的好处，又尽量的防止其弊端。之前发生的底特律市政府破产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可惜我们的报刊没有深入研究它为什么破产。其实，底特律的破产是因为汽车制造技术变成常规技术以后，在底特律这样的大型城市中设立汽车制造厂成本太高，所以它就移出这个城市到了小城市去了，于是它就支撑不了这个城市了。然后，它又选择一个错误的克服困难的道路，就是去把底特律改造成为一个旅游中心、会展中心，花了很多钱，借了很多钱，结果没有成果，最后破产了。这是一个由市场自我调节的过程，市场机制会权衡利弊，趋利避害。
中国的城市化是从“城”来的。加上我们这个体制，我国的城是有行政级别的，世界上很少有中国这样，城市分成正部级城市、副部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它跟城市规模有关，规模越大，级别越高。级别越高，掌握支配资源的能力更强，于是发生恶性循环。它是一个单边的趋势，就是扩大城市规模，于是出现了普遍的“摊大饼”。加上我们的土地制度，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它掌握在基层领导人的手里。于是它就产生这样的问题：土地城市化的过程中给主导这个城市化的政府增加了一个非常大巨量的资源来源。征收土地的时候是按照农产品的价格计算的，不能超过农产品价格的多少。而政府通过批租，以市场价出售，巨量的土地批租收入就提供了政府主导城市化的财政基础，而且规模越大，土地财政的收入就越多。这就更加刺激了这种摊大饼的方式。城市化本来是人的城市化，可是我们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比人的城市化的速度快得多，这样的摊大饼全国“蔚然成风”，于是出现了“鬼城”，以及交通拥堵等等的现状。
“十五”期间的倒退还表现在关于“重化工时代”的争论。我们可回忆一下二十世纪初期，比如说浙江杭州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当时也是卷入了这个争论，叫做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化的时代，各地建大城市的冲突非常的强烈。到了“十五”末期，制定“十一五”计划的时候，觉得这个问题严重了。于是有一些包括我在内的学者，认为我们的工业化道路，我们的增长方式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另外一派则说原来的道路是对的。这场大辩论的结果是主张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改善我们的城市化的方法这一派占了优势。
我的《中国经济增长抉择》这本书背后有几位推荐人，刘鹤和杨伟民是制定“十一五”建议和“十一五”规划的参与者。在“十一五”里面贯彻了这样的思想，所以“十一五”的特点就是重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而且规定了要以各方面的改革来保证。当时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曾讨论过为什么“十五”没有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起到大的成效？套用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面的话，就是“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所以这个决议叫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通过改革消除这些障碍。在那本书里面讲了有哪些体制性的障碍，比如说政府有太大的配制资源的能力，把GDP的增长看作政绩的主要表现，于是各级政府就运用他的权力，用增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根据我们刚才叙述的历史。为什么我们过去这20年中，虽然三令五申，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革推进不足，所以这些体制性障碍就没有能够消除。回到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这个分析是对的，我们采取的方针就不是去刺激，不要靠刺激来保证经济增长。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出现体制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推进改革消除这些障碍来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针，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四、控制和化解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
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来保证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现在风险积累已经很高了，大体有两方面的措施，一个叫做堵塞漏洞、化解风险。（1）要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今年已经由财政部出台了三万亿。（2）要停止风险的积累，不要再做回报过低甚至完成没有回报的投资。（3）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这是从日本的这一次危机所得出的教训。日本在八十年代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政府不断的输血，减税、贷款、补贴，实际上它已经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4）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债务。（5）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释放风险。有些企业它技术上已经破产了，有两种可能，一是它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要学习美国，美国有两种破产，一种叫清盘，二是破产保护，实现价值重组。对于将来有希望但现在这口气喘不过来了的企业，可以宽限一段时间以后，对它进行重组。如美国政府先是把通用汽车收购了，经重组以后它升值了，美国政府还赚钱了。（6）停止“刚性兑付”。有些企业已经出现了危机，应该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分担风险，但是我们现在通常的办法是由政府承担。这就造成了道德风险，大家不关心了，赔了都是由政府负责，当然最后都是由纳税人承担。（7）盘活由于粗放式增长形成的死资产存量。如居民住宅，有的城市修建了大范围的居民区，配套都不行，学校都没有建，配起来以后也没有购买力。这个怎么处理？另外一个是开发区建设，有一些是晒太阳的开发区，其中一些已经做完了，没有企业进去。总而言之有很多的办法，把已有的风险释放掉，要想办法化大震为小震，不要因张力积累最后来一个大震。
另一方面是辅至于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还是要用的，但要注意它不是主要的、长期的政策，而且方法要对。美国的去杠杆化基本上完成了。我们财政部长在财政学会上就讲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家在去杠杆而我们在增加，今后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减杠杆。在方法上，中央提议是对的，财政政策或者说货币政策，对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稳健，财政政策则还有余地。有人经过研究说在出现了资产负债表问题的时候，货币政策没有用，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当资产负债表发生问题，杠杆负债率过高，泡沫破裂，就会出现普遍的偿债困难，所有的人都要保持足够流动性在手里。所以你如果主要用货币政策取刺激需求，多发票子，扩大信用，他拿到钱以后为了要保持更多具有流动性的货币，就不会愿意投到实体经济去的。股市这种市场流动性就比实业要强得多，所以结果往往是你发了很多的票子，但企业没有起来，而泡沫上来了。所以两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是要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们提高财政政策的力度还是有的，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怎样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力度呢？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增加赤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支出，一个是减少收入。在我们当前的情况下，主要的应该是普惠性的减税。为什么我说普惠减税很重要呢？现在我们碰到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企业家对未来没有信心。对现在的营商环境很有意见。为了要改善营商环境，政府降低税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
以上讲的只是一面，就是要尽力的保证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更积极的方面就是要推进改革。有人说推进改革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话已经听了20年。十八大以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明，说明改革是有效的。这一次出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增速在下降，就业状况却良好。如果不能继续推进改革的话，这个情况就不一定会继续下去。至少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就业的情况很好，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的新就业的人口在不断的降低，所以说这个失业率没有提高，其中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人口红利没有了，所以表现得特别的好。但是有一条，就是增速在一个一个台阶的下，但就业跟它不同步，情况还有改善。有一个因素就是服务业一改过去的状况，突然加速了。
“十一五”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提高效率的主要源泉，大头就是发展服务业。当时对提高效率提了四条：第一条是把农村人口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市民。第二条是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当时用的通俗的语言就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这些东西就是价值链的微笑曲线的两头，盈利性强的在过去都是服务业。而现代制造业里面服务业越来越高，所以说现在趋势是制造业的服务化。第三条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服务业。我们现在讲的服务业比例都是讲的是独立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为生产者服务的服务业。第四条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IT产业本身就是一个服务业，当然中国有点不正常。国外的IT产业70%、80%都是软件和服务，而我们主要是硬件，是卖苦力的那些事。前两年加州大学的一些教授做了苹果手机和苹果平板电脑的的分析，全世界的苹果都是中国装备的，中国拿到价值部分一年好象是百分之一点几，后来有进步也只有百分之二点几。
“十一五”是2005年制定的，但是之后的十年提升服务业没有多大效果，独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只提高了1点几个百分点。但是十八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很鲜明的变化。为什么？我用一句话叫“小试牛刀”。十八大前后有两个小改革，一个是零改增，一个改革叫做企业工商登记便利化，通过这些改革服务业发展加速了。
五、认真贯彻十八大的方针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依法治国的决定。对于党的十八大的决定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一定要考虑到，不是做出一个好的决定，我们躺在那里就可以实现的。因为障碍和阻力还非常强大，不是有了党中央定的决议，大家就可以坐等实现，那是不行的。贯彻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存在着四大阻力：一是意识形态障碍。反应苏联形式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强烈的，这还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见得。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惯性还在继续，我们的教科书、各种论证材料，对这种东西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理，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至少有些人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的改革。二是既得利益阻力。因为改革的不彻底，所以就有很多腐败的机会，利用旧体制的遗产发财致富，这个力量在30年中积累得很强大了，不可小视。三是不利的经济环境，我们过去已经得出这样的经验，推进改革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四是很高的技术难度。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在技术上、专业上的要求非常高，虽然我们这些年来，干部在知识水平和专业水平上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跟人家发展了几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市场体系差距还是很大的，而且它是在断的发展。比如网络金融，不是放开就行了，金融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在网络的情况下，信息机制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通过网络，信息的传输和普及大大加快，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所以，在网络的情况下怎样监管我们完全没有经验。一个专车、滴滴打车，在世界各国都是很头痛的问题，不监管不行，又不能把它管死。总而言之，改革的障碍和阻力还很大。中央的态度是，需要有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克服阻力和障碍，切实推进改革，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来参与。
六、“十三五”强调创新和提高发展质量
“十三五”在总的方向要求加强创新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力度，五中全会公报说了，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所谓发展质量就是说主要不是靠增加资本投入，而主要靠提高效率，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加快建设能够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要动员但是不能光靠动员，而要靠体制机制。怎么能够建设这样的体制机制呢？就是改革。这一次特别强调了提高效率，又特别突出了创新。这一次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提出了五项发展理念。在这五项发展理念中，把创新提到首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项里面把创新提到了首位。文件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加快建设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在减政放权，金融改革，财政体系完善，国有经济改革，自贸区实验，教育体制的改革，法治的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我们共同来想办法把它推进。总之一句话，能否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要求的改革落到实处，是我们成败的关键，希望我们今后继续再共同努力，使得党中央的决定能够得到切实贯彻。
（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根据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