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三联书店

来源：新浪微博 2016年1月19日

 

        2009年，中国出版集团为了增强品牌竞争力，决定在下属的几间大出版社实行首席专家制度。要求每间出版社在学术界聘请一两位知名学者作为首席专家，参与出版的规划与管理。

 

        三联书店聘请谁？人文科学方面，有人提议聘请历史学家金冲及；社会科学方面，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吴敬琏。

 

        吴敬琏先生是我们的重要作者，从《读书》杂志创办以来，30多年始终与三联保持联系。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有目共睹；他在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更是属于泰斗级的。他当然是最佳人选。我们向他致送了聘书。

 

        从此，他与三联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而我对于他的了解，也便一天天加深。

 

                                                        （一）

        在我看来，吴敬琏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影响力，来自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

 

        我曾不止一次听他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导经济思想和理论发生变化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开始，一直谈到今天主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一切，他细说从头，如数家珍。起初我颇为惊异，以为他的超强记忆有如活字典，但是细想又觉得这十分正常，因为这30多年中，他不仅亲自参加了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的讨论，而且几乎都处在矛盾的核心位置。他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除了参与和见证，更重要的在于，在这一系列的论争中，他是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之一，更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吴先生始终在参与“顶层设计”，功莫大焉。

 

        他被称之为“吴市场”，这起初基于一个调侃的说法，对他还有贬义。那是1990年经济学界就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论辩。一些理论家将中国社会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归结于市场化的改革犯了方向性错误，认为应当重新强调计划导向，而吴敬琏等人认为，问题的原因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坚决、不彻底、不到位。

 

        吴敬琏不惧舆论压力，他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发表了《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并出版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系统阐述了他的市场化改革的思路。

 

        2001年，他出版《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明确提出要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问题，并把这比作“过大关”，这个理论观点最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获得确认；2005年，他出版《中国增长模式选择》，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一观点成为今天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2007年，在权力寻租泛滥、腐败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他出版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主张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为此，有人又称他为“吴法治”；2012年，他意识到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停滞和倒退，社会经济矛盾到达了临界点，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为此他又出版了《重启改革议程》，其中呼唤加快改革的观点与同时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精神高度契合；2014年，在改革议程重启、新一轮改革即将展开之际，他又出版了《直面大转型时代》，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从这个轨迹中，你可以发现吴敬琏在时代大潮中总是勇立潮头。

 

                                                        （二）

        最近几年，吴敬琏先生接连在三联书店出版了《重启改革议程》和《直面大转型时代》。我们希望他参与一些推广活动，他表示只要时间允许，会尽力而为。

 

        他很忙。要写书，要在中欧商学院讲课，要参加各种会议，日程表总是排得很满。他没有时间应酬，也不会为了挣钱去到处作秀。他最关心的是他的书受不受读者欢迎，他希望通过推广活动吸引更多的读者读他的书。

 

        无论走到哪里，吴先生总是备受瞩目。我陪他到过六七个城市，听他做过十几场演讲，每每感觉到他在读者中的高人气和高威望。当他走进坐满一两千人的报告厅时，那种爆响的掌声几乎要掀翻天花板的情景是很令人震撼的。而演讲结束时，他总是被听众团团围住。

 

        陪吴先生做演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和睿智，以及他时时刻刻严谨认真的人生态度。

 

        他的演讲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是相同的主题，但每到一处，他都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修改。他总是携带手提电脑，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改稿子，通常会在演讲的前一晚改到半夜。

 

        关于他的严谨和认真，故事很多。大家都知道他反对把股票持有者称为“股民”，而坚持要称为“股东”，认为一字之差贬低了投资者的地位，是把投资者变成了“可以任人鱼肉的小民”；他出版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媒体介绍时把“法治”写作“法制”，他立即向媒体说明，他强调的是治理，而不是制度。他的《重启改革议程》举办新书发布会时，我首先代表三联致辞，其间根据自己的印象，谈到他在改革出现停滞和倒退的关口上，率先呼吁重启改革议程。轮到吴先生发言，他立即纠正说，在他谈论这个话题之前，《财经》杂志上曾有一篇文章已经在讨论“重启”的问题。他的“绝不贪功”和一丝不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三)

 

        我与吴先生交往，特别是陪他出行，总能学到知识，也能增广见识。

        由于我在三联工作的关系，经常会陪同知名学者在各地演讲，每每都有收获，但说实话，我从吴先生这里学到的最多。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为人谦和，待人平等，交流无障碍，可畅所欲言；二是因为他研究中国当代经济问题，其思考现实针对性很强，谈话特别富于启发性。所以对我来说，能够面对面地向他请教，真是幸运。

 

        熟悉吴先生的人，喜欢称呼他吴老师，这些人大多并非他的学生，甚至不曾听过他的课。但是他们这样称呼确有道理，因为吴先生的气质、做派、待人接物的风格都太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无论你是谁，哪怕与他素不相识，在餐馆里，在火车车厢内，在机场候机室遇到他，只要你迎上去向他请教，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解答你的问题，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若是遇到记者采访，他更是要认真对待，务必把每个问题都讲解得通通透透、明明白白。他最害怕的是记者没有读过他的书就来提问，那样他便不得不把自己的思路和观点从头说起，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说明，浪费宝贵时间。所以，每次陪他出席这种答问的场合，我都提心吊胆，怕提问者所提出的问题太空泛太笼统，或者太不专业，这会占用他太多的精力。我知道，如果问题没有讲明白就结束，他一定会感到纠结的。但是他不能太劳累，毕竟他已经是一位八旬老人了。

 

        说他像一位老师，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把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透彻。我作为人文学科的编辑，对于经济学从来是不甚了了的，经济学家的文章，也常常看得一头雾水。但是遇到吴先生，却常感一些深奥的问题被他几句话点醒。

 

                                                  （四）

 

        吴敬琏先生的经济观点，最为广大民众所熟知的，大概莫过于他的股市“赌场论”了。

        他本人从来不炒股，也没有买过股票，他无意去研究股市的涨跌。他关心的是股市的制度性问题，这涉及一个根本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建立了公平交易的机制。

 

        2001年1月，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中国的股市存在庄家操纵股价的现象。在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访谈中，他不留情面地对此加以批评。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以说登峰造极。”访谈节目在电视上播出，正赶上国务院开展打击股市幕后黑手的统一行动，于是股市暴跌，且连跌不止，持续上涨的形势逆转，很快便重回熊市。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怨愤不已，他们把罪责归之于吴先生的这一番话，于是就有了“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说法。

 

        紧接着《证券市场周刊》对他发难，刊出“讨吴檄文”，题为《九问吴敬琏》。

当年2月11日，厉以宁、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刚等五位著名经济学家联合举办记者恳谈会，针对吴敬琏的“赌场论”展开辩论。

 

        五位专家一致认定，他们与吴敬琏的分歧“实际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说吴是要把一个生病的孩子掐死、扔掉，而他们是要给孩子治病。对于这样劈头盖脸的抨击，吴敬琏当时选择了沉默。几个月后，他出版了一本专着，题为《十年纷纭话股市》，内中专门撰写了一篇长文，回应上述五位专家对他的指责。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股市这个孩子的病，并没有被医治好。

        中国股市在2015年6、7月间，又经历了一次过山车行情。在媒体“4000点刚刚是牛市的开始”的忽悠下，新老股民跑步进场，疯狂投机，频频创造天量交易额的新高。上证、深证指数在短短的半年里都几乎翻了一番，而6月到达5100多点以后，急速回落，连续以千股跌停的惨烈方式，打回原形至3300多点。这场股市灾变过后，我看到吴先生接受采访，记者仍然就“赌场论”追问不止。

 

        吴先生说，他并不是一概反对“赌场”。“赌”在合适的地方，可以办。他反对的只是没有规矩的“赌”。当年的股市是这样，规矩很差。现在有所改善，但是市场里的规矩，还是经常被破坏。

 

        关于股市的涨跌，他解释说，股市是投资学，也是经济学，而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心理学。股市为什么会跌？因为市场没有了信心，没有了信任。一个可以随便看底牌的市场，投资人能有什么信心？

 

        他显然是用这一番话，回应当年人们对他“一言毁市”的攻击。我相信，和当初不同的是，他今天这样说，大多数股民应该可以听进去了。

 

                                                    (五)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吴先生的生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至今居住在北师大院内，那是他夫人周南分得的一套教工宿舍。他的家装修平常，家具简单，没有什么特殊的高档用具。他们夫妇和大多数平民一样，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我们安排他们到外地参加活动时，吃住条件有时不但谈不上高档，就是和一般标准相比也较为逊色，但他们也不挑不拣，没有怨言，从不要求额外的照顾。吴先生唯一特殊化的要求，是希望每餐前先吃一点黄瓜或西红柿，那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体内的血糖。

 

        他们老两口生活也极其节俭。有一次，三联同事一大早去家里接他们上飞机。老两口拖着旅行箱下了楼，准备出发。忽然老伴对吴先生说：“早饭那个咸鸭蛋没有吃完，好像忘记放进冰箱了。”吴先生马上掏钥匙，回身上楼去处理此事。

 

        吴先生的平民意识，也反映在他的与人相处上。他待人平等，诚恳谦虚，为人随和，与人为善，这种品格在老一辈学者中，非常难得。有两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一件事是关于他的公文包。我随吴先生外出，无论走到哪里，发现他手里永远拎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里面放着他的手提电脑，有时还有两三本书。公文包挺重，他提着走路略显吃力。于是我总是忍不住，想帮他拎一把，但几次提出，均被他婉拒，他通常是客气地笑笑，说谢谢，我自己拎。起初，我以为他是因为公文包重要，交给别人不放心，后来他专门给我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他说，很多年前，因为国内某个大型国企要在美国上市，他跟随这国企高管一行去美国做路演。活动开始前，只见这位董事长首先大模大样地出场，在主席台就坐，然后才见到他的秘书慌慌张张从后面跑上来，把公文包送给他。此外，还有人注意到这位董事长走进大楼的玻璃门时，自顾自地过去了，并没有用手礼貌地为后面的人挡一下弹回的门。路演结束后，众人提问，结果有人就此提出质疑，说这两个细节可以看出董事长的文化素质，这样的人有资格当董事长吗？

        吴先生说，从此以后，他下定决心，永远不让别人拎包。

        另一件事是关于他签名赠书。吴先生每到一处，并不是大笔一挥，简单划拉个名字了事，而是工工整整地签名，并一定要在前面写上对方的名字和职务，以示尊重。

 

        我们在山东的推广活动结束，离开济南的酒店那天，午饭时酒店的总经理过来向吴先生敬酒。她递给吴先生一张名片，吴先生看了“哎呀”一声，接着连说抱歉。原来，他是发现自己昨晚在赠书上签名时，把“总经理”写成了“副总经理”。但这却是他由于认真而犯下的一个“错误”。因为他看到总经理的名字以后，为了核实，特地到该酒店的网站上去查阅，发现网站上写的是“副总经理”。其实，那是因为酒店的网页没有及时更新。

        大家听到吴先生的解释，反而对他增添了敬意。

 

                                                  （六）

        吴先生的平民意识，基于他的思想境界和人文情怀。

        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受到家庭的影响，他自幼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抱定“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信念。后来虽然学了经济学，但是要用自己的双手改造社会的理念，是从未动摇的。

 

        青年时代，他阅读了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许多出版物，包括一些马列主义着作和进步文学作品，深受影响。据说，大学时期，他的夫人周南与他相识和相恋，首先是因为听到了一个传说：吴敬琏可以背下整本的《资本论》。这当然是一种艺术夸张，但也足以说明从那个时期开始，吴敬琏已经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他也经历了一些磨难。但始终是一个敢于坚持真理的人。除了诚实敢言以外，吴先生作为经济学家，另一个特点是特别富有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怀。

        吴先生爱读书。他喜欢涉猎新知识，读新书。同时他也很广博，不仅研读经济学专业着作，而且读了很多人文社科图书。我和他闲谈，提到的图书，有三联的，有其他出版社的，乃至港台版的，他都不陌生，而且很多都读过。有一次，我同他谈起马识途先生出版了《党校笔记》，告诉他这本书将三十年多前党校学员讨论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记录发表出来，他大感兴趣，连忙让我找一本给他看。从他对图书的选择，你可以知道他的注意力总是在关注着现实。

 

        2014年8月1日贵阳举办图书博览会，中国出版集团在博览会上召开读者大会，那一次，我们请到了王蒙和吴敬琏，主持者希望他们之间有一次互动和对话。

 

        两人原本并不认识。结果谁也没有料到，对话中，王蒙谈到自己1957年因为写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被打成右派，吴敬琏竟然回应说，同样是在1957年，他因为向本单位里的年轻人推荐的三本文学作品（包括《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被认为思想右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家万万想不到，这位经济学家曾因为看文学书犯错误，由此便更加认识到吴先生的这种人文情结。

 

        2014年，吴先生在刚刚恢复品牌的三联生活书店出版了《直面大转型时代》。这本书开印前，书名还没有确定。吴先生说希望我帮他考虑一下。我觉得不敢当。但吴先生说，他历来喜欢和编辑商量作品名称。

 

        我先想了两个题目，与他商量。他不满意，便放弃了。接着，我考虑到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探讨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问题，便建议说，是否可以叫做《面向大转型时代》？吴先生听了说:“好，但是要改两个字，不要用‘面向’，要用‘直面’”。

 

        我觉得他改得非常好。这一改，反映出吴先生的一种人生态度，这就是在时代大转型面前，要无所畏惧地迎接，一往无前地开拓进取。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精神呀。